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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黨委書記余淼杰:實現共同富裕,要重點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

        網絡整理 2023-12-10

        (原標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黨委書記余淼杰:實現共同富裕,要重點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

        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莊嚴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持續奮斗,我們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正在意氣風發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

        在黨的領導下,我國取得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舉世矚目。2020年,我國率先從疫情沖擊造成的全球經濟下行中恢復,成為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唯一保持經濟正增長的國家。

        如今,我們踏上了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的新征程。面對這一目標,應該如何推動人的全面發展、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世界形勢,中國應該如何發力新的發展格局?廣東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如何在新發展階段更好地實現高質量發展?圍繞這些問題,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對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黨委書記、商務部經貿政策咨詢委員余淼杰進行了專訪。

        余淼杰。資料圖片

        中國脫貧取得巨大成就

        《21世紀》:上世紀末中國實現總體小康后,從本世紀頭20年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到黨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目標。您如何看待打贏脫貧攻堅戰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余淼杰:在上世紀末中國實現總體小康后,到今天我們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這個奮斗的過程再一次體現出只有在黨的堅強領導下,我們才能夠實現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實現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確保每個政策能夠有效地執行下去,橫向到底,縱向到邊,持久地把黨中央的政策強有力地推行下去,實現摸著石頭過河與頂層設計相結合的形式。

        具體而言,中國經濟的脫貧路徑是漸減的一條線。隨著經濟的發展,貧困率在不斷降低,而非像其他國家,經濟增長到一定程度之后貧困率就不再下降。

        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中國經濟發展對脫貧的作用對象和貢獻是不同的,但都呈現為正面的影響。1978年以前,我國的減貧成就主要體現為以教育、衛生和人均預期壽命改善為主要標志的非收入性貧困的極大緩解,1978年之前的減貧工作為后續大規模的收入性貧困減少奠定了基礎。1978年以后,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使得國家有能力進行更大規模的轉移支付,從而進一步推動脫貧事業的發展。

        數據顯示,1978年到2000年,我國的貧困率從97.5%下降到49.8%。2005年貧困率下降到30.2%,2010年貧困率下降到12.7%。2020年,更是實現了全面脫貧,脫貧事業取得巨大成就。

        《21世紀》:這背后的制度優勢和經驗啟示有哪些?

        余淼杰:我國的脫貧經驗可以從四個階段進行分析。第一個階段是1978年到1985年,政策主要表現為農業發展驅動的減貧模式,通過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產品市場化、大力發展鄉鎮企業來實現脫貧,這一階段,我國貧困人口從2.5億降低到1.25億。第二個階段是從1986年到2000年,政策主要關注地區脫貧,通過農業的工業化以及城鎮化來實現脫貧。第三個階段是國家主導的發展農村經濟的脫貧模式。第四個階段是2012年以來推廣的精準扶貧。

        精準扶貧具有以下5點重要特征:第一,實行集中統一領導機制,從而能夠克服條條塊塊的行政壁壘,保證政策橫向到邊,縱向到底。同時通過整合政府資源,克服行政系統內部的摩擦,將資源迅速地轉向最需要的貧困地區的貧困人口。第二,建立建檔立卡的貧困戶識別登記系統。各地因地制宜,制定了甄別貧困戶的標準,確保能夠覆蓋到每一位貧困戶。第三,根據貧困戶的具體情況,選擇不同的扶貧手段,以確保扶貧效果的精準施策,避免扶貧資源使用的偏離和錯配。第四,創新扶貧方式。第五,對貧困退出引入了嚴格的第三方獨立評估,監督保障脫貧攻堅戰政策的有效性和順利實施。

        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做好二次分配

        《21世紀》:在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的新征程上,要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和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如何理解“實質性進展”這一要求?

        余淼杰:要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這個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共同富裕,我們的一個重點就是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這個問題。

        新中國成立后的70多年里,我們主要的工作是實現把經濟蛋糕做大。目前我們已經成為全球的第二大經濟體,同時在一定的水平程度上實現了公平的問題,城鄉差距、區域差距在逐步縮小,在接下來的這段時間,這也就是我們工作發力的重點。

        工作發力的重點體現在兩個,一個是縮小城鄉之間的差距,在黨的十八大之前,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是相對還是比較明顯,城市的平均收入是鄉鎮的2.92倍,這些年來城鄉收入差距在逐步縮小,這主要是因為我們在脫貧攻堅上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并且開始推行鄉村振興。那么如何進一步縮小城鄉的差距呢?

        第一,必須通過加工貿易的梯度轉移來實現。即沿海省沿海城市的加工貿易,特別是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加工貿易,要逐步轉移到中西部內陸的省份去,也就是說,通過加工貿易的梯度轉移,在內地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實現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目標。

        第二,要通過發展城市化的道路來實現。做好新型的城鎮化、新型的工業化以及新型的信息化,還有農業的現代化,來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

        具體地說,要努力做到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相互搭配,齊頭并進,因為一個地區也好,一個國家也好,如果只有城鎮化沒有工業化的話,那么它會造成貧民聚集區的現象。但反過來講,一個地區只有工業化,但是沒有城市化的話,也可能走不遠,因為工業化會創造出更多的工作崗位,因此對勞工的需求會比較高,但如果說沒有城市化來加以匹配的話,意味著城里缺少工人,那么工資就會很快提升,企業就走不遠。所以工業化和城鎮化必須有機融合。如今新型的信息化主要是要給工業化進行賦能,使得工業化的發展更加迅速。

        第三,在下一個地區發展中,要做好城市群的工作?,F在要打造九大城市群,特別要做好京津冀、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成渝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的第一階梯城市群工作。然后做好山東半島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哈長城市群以及福建海峽西岸城市群。當然,第二階梯城市群的工作并不是說就不比第一階梯的重要,這其實也是個齊頭并進的過程,所以要通過發展城市群以及通過做好鄉村振興的工作,努力來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從而實現共同富裕。

        總體而言,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一方面既要做大經濟的蛋糕,同時也做好二次的分配工作,做到公平和效率齊頭并進。

        《21世紀》:浙江承擔了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重大使命,計劃到2025年推動示范區建設取得明顯實質性進展;到2035年,高質量發展取得更大成就,基本實現共同富裕,率先探索建設共同富裕美好社會。請您談談浙江建立共同富裕示范區的路徑和意義?

        余淼杰:之所以選擇浙江,是因為浙江的前期工作基礎比較扎實,然后,高質量發展也相對比較迅速、比較充分,這主要是跟浙江的民營經濟比較發達、各個地區之間發展相對平衡緊密相關。因此,浙江具備打造社會主義高質量發展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條件。

        從經濟層面看,民營經濟在浙江上得到了充分的發展。民營經濟現在已經是我國經濟重要的組成部分,民營經濟占了我國經濟GDP的50%,稅收的60%,創新的70%,就業的80%,企業收入的90%,充分說明了民營經濟對我國經濟的促進的這個作用,同時也說明了民營經濟在浙江的發展成效得以更加充分地彰顯出來。

        構建新發展格局關鍵在于貫徹新發展理念

        《21世紀》: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諸多挑戰,中國提出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國應該如何發力新的發展格局?

        余淼杰:目前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及面臨全球疫情挑戰,但即便如此,我們現在已經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之所以說我國已經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是因為從微觀和宏觀的角度跟層面上看,我們已經實現了產品附加值的提升、出口質量的穩步升級以及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乃至到產業的集聚、全產業鏈的形成,還有三大產業的協調發展,這六個方面都體現出中國經濟高質量的發展。

        下一步如何更好地構建我們的新發展格局呢?關鍵是要貫徹五大新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五大新發展理念。

        在創新方面的話,有狹義的創新和廣義的創新。狹義的創新就是通過增加研發的投入,重視基礎研究的工作來解決卡脖子的問題,實現技術的創新和科技的進步。在廣義的層面上來講,就是要通過制度規則的創新,比如說自貿試驗區的有益創新,自由貿易港的創新來在短期內實現早期收獲,中長期內實現全面開放的格局;

        再比如綠色就是要貫徹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把中國打造成為一個生態綠色文明的現代化國家。開放就是要以更深入地、更高端地融入到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開放,來構建我國的對外開放新格局。

        具體來看,在“雙循環”這個抓手中,國內經濟大循環有四點重要內容:第一,以公開公正公平的原則來構建,來實現要素的市場化配置;第二,通過構建全面開放新格局來推進貿易的自由化;第三,以改善營商環境來推進投資的自由化;第四,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來提升內需拉動消費。

        國際循環方面,要深刻認識到,全球化依然是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的主要方向,一些國家所推行的貿易保護主義、個別貿易保護主義并沒有改變全球化的基本趨勢,只不過是具體的形式發生了一點變化。

        我認為,我國的開放路徑跟方向,第一步應該是先優先發展、構建區域全面經濟合作伙伴,這一方面已經簽署協定并開始推行了。第二步,中國跟歐盟應該持續深度合作,在彼此有競爭力的領域上相互開放,比如說我們應該爭取歐盟的能源,可再生能源市場向中國企業開放。

        第三步,就是推進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的通過,融入到這一個高標準的自貿協議來實現我們全面的開放。

        除此之外,還要大力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做好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國家和地區的經貿合作。也正因為如此,粵港澳大灣區的作用就更加地彰顯出來,粵港澳大灣區作為我國推進“一帶一路”特別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橋頭堡,在推進開放上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21世紀》:粵港澳大灣區如何在新發展階段更好地實現高質量發展?

        余淼杰:在我國的經濟新發展階段,必須要進一步提升企業的全要素生產力,更多地提升產品的附加值,提高出口產品的質量,更好地打造一個產業集群,增強我們出口產品的競爭力,更好地協調三大產業的匹配,來推進我們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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